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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在審查起訴階段實行律師聽證制度的若幹法律思考

文章來源:重慶刑事辯護律師   網址:http://zhongte10177.cn/   時間:2015-02-20 11: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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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在審查起訴階段實行律師聽證制度的法律思考(本文已在《律師世界》公開發表) 汪少鵬* 〖摘要〗律師聽證制度,有利于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公開、公正、充分地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和建議,并在此基礎上逐步解決當前典型的“三難”問題,切實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并更好平衡控辯關系,充分發揮公訴和辯護職能,節約司法資源,保障和促進司法公正。 〖關鍵詞〗律師聽證審查起訴三難問題控辯關系 控辯關系是刑事訴訟理論與實務中一個極為重要而且敏感的問題。平衡和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對于确保訴訟公正和提高訴訟效率、充分發揮公訴人和辯護律師的刑事訴訟功能,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長期以來,理論與實務界對于律師辦理刑事案件存在的困難與問題提出了諸多的看法,諸如典型的律師會見、調查、閱卷“三難”問題,律師的職業風險等等,并提出了許多很好的立法建議。但鑒于中國國情的複雜性與特殊性,加之立法的緩慢性與滞後性,以及檢察系統與律師界各自地位、角度與觀念的差異,這些問題的存在對于妥善平衡和處理控辯關系增加了難度。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應該在現行立法與司法體制框架與刑事訴訟模式下,在對控辯關系理性定位的基礎上,尋求既利于改善和平衡控辯關系、又利于充分發揮和提升公訴人和辯護律師的訴訟功能的一些舉措與辦法。 筆者認為,在審查起訴階段實行律師聽證制度,就是一個務實、可行而又有效的做法。在此,筆者提出如下法律思考,以供與檢察系統和律師界的同志們商榷。 一、律師聽證的界定及法律依據 聽證,一般是指在國家機關做出決定之前,給利害關系人提供發表意見的機會,對特定事項進行質證、辯駁的程序。聽證程序多見于行政程序法中,但從“聽證”本義上,其适用不應囿于行政法範疇。聽證制度作為一項程序制度,溯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是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的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在由以上理念支持的聽證程序中,國家機關提出做出處理決定的事實和法律意見,當事人對此行使與國家機關決定相抗衡的申辯權。作為當事人一切程序性權力邏輯起點的參與權首先得到實現,繼而,質證權、抗辯權成為其發展的必然邏輯結果也得以實現,在這種公開、主持人中立、當事人雙方權力(利)對等的環境中,促進了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有機結合。 律師聽證制度,筆者将其界定為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按照一定程序公開、公正、充分地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和建議的一項制度。雖然在刑事訴訟這個公正、效率等多元價值群體共生存的領域裡,各種價值目标不能絕對滿足,但相對獲得卻是可能的。律師聽證制度在張揚訴訟公正價值的同時,能夠彰顯訴訟效率(效益)價值。刑事訴訟是一個系統過程,律師聽證程序的提出,從整體角度提升了控辯各自的功能,降低了司法成本,提高了訴訟效率。律師聽證制度的實施,有利于檢察院做到“兼聽則明”,有利于辯護律師更好的發揮辯護職能;控辯雙方在和諧融洽的氛圍下,減少了訴累,維護了司法公正,符合在最短的時間内最大程度滿足人們對公正之需要、對刑事訴訟效率(效益)之追求。 由此,律師聽證制度充分展示了其對公正和效率——這對在刑事訴訟中共生的價值體的兼容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3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5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見。”第252條規定:“直接聽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見有困難的,可以向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發出書面通知,由其提出書面意見,在指定期限内未提出意見的,應當記明筆錄。”對于在審查起訴階段聽取辯護律師意見,已經由相關法律法規做出了明确規定,這為确立律師聽證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同時我們應當看到,立法的不完善帶來實務中實施的困難,如何在審查起訴階段具體實施律師聽證制度尚待進一步研究和探讨。令人欣喜的是,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3年12月31日出台的《關于人民檢察院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執業的規定》,是檢察機關進一步深化檢察工作改革,嚴格規範自身執法行為,自覺接受監督的重要舉措。這體現了檢察機關充分尊重律師辯護權和對律師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的高度重視,對于保障和規範律師依法執業,充分發揮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職能作用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更好地在審查起訴階段實行律師聽證制度創造了良好條件。 二、律師聽證制度完善與建議 相關法律法規在對實施律師聽證提供法律依據的同時,我們也應清楚的認識到,要将之作為一項制度加以确立,需要長期的完善過程。 聽證的實質在于,在實施律師聽證的基礎上,發揮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的作用,保障律師充分發表辯護意見和建議,從而實現控辯的協調,為起訴和庭審的順利進行創造條件。然而現實中律師訴訟權利的行使受到限制而得不到有利保障,如“三難”等問題是影響和制約的瓶頸問題。筆者認為,有效地實行聽證制度,必須注重和完善以下幾方面: (一)保障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充分行使基本的訴訟權利是律師聽證的基礎。 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會見權、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等,是法律賦予律師的重要執業權利,是律師履行職責的基本保障。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律師法對這些權利都做了相應的規定,但由于這些規定比較原則和抽象,因此,在具體适用過程中産生了不少問題,最為突出的就是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無法得到切實的保障,于是就産生了律師執業“三難”問題,即會見難、閱卷難和調查取證難。 而多年來,“三難”問題一直制約着律師執業權利的正常行使,影響了刑事辯護制度作用的有效發揮,成為律師行業反應比較強烈、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對于“三難”的具體表現,學術界已闡述得很充分,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僅對如何解決“三難”,并為實行聽證制度提供基礎談幾點看法。 首先,要想使律師會見權達到形式與實質的統一,在偵查階段,應該采取如下方式給予保障:一是律師提出會見請求是法律賦予律師的權利,作為律師行使這項權利的相對應人的偵查機關,在接到律師請求會見的有關函件後安排律師會見,是其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這裡并不存在律師會見必須經過偵查機關批準的問題,更不能認為是否批準律師會見是偵查機關的權力。二是除刑事訴訟的偵查階段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外,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有關部門不應派員在場。 其次,針對律師閱卷權難的局面,筆者建議應當完善立法。在立法上分兩步走:第一步,立足國情,借鑒職權主義和對抗制模式律師閱卷制度的一些有益經驗,進行小範圍的制度創新,檢察機關切實履行《刑訴法》及《關于人民檢察院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執業的規定》,保障律師的閱卷權;第二步,在社會條件具備之後,引進和确立較為完善的證據展示制度。 最後,為了解決律師取證難的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從立法上賦予律師完整的調查取證權,使律師的調查取證真正發揮作用。為了保障律師能真正發揮作用,刑事訴訟法應當規定:自刑事案件立案後,即賦予律師以辯護人地位,有權接受委托參與訴訟,有權調查取證;在任何訴訟階段,司法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應通知律師到場;律師對難以調取的證據,向司法機關都應在律師的參與下進行調取;對于了解案件的公民,律師申請其到庭作證的,必須出庭。這樣才能保障律師調查取證權的實現。 程序權利保障實體權利的順利實施。通過解決“三難”問題,保障律師的法定訴訟權利,才能在根本上保證律師對案件的知情。律師在熟知案情的基礎上,才能提出律師聽證意見,有針對性的提出辯護意見和建議。所以,“三難”問題的解決将是律師聽證制度實施的基礎。 (二)而賦予律師對案情充分的知情權,“證據展示”是律師聽證的關鍵。 律師發表聽證意見的關鍵是以事實為依據,隻有知曉證據後才能進行。為此,應該在審查起訴階段實施證據展示制度。證據展示制度,亦稱證據開示制度,是訴訟雙方在庭審前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相互交換證據材料和信息的制度。本文所指“證據展示”與通常所說的證據展示有所不同,僅指在審查起訴階段進行證據展示,與一般所指“起訴至法院後的證據展示”有區别。在現階段,訴訟雙方無論在一審、二審,還是在審判監督程序中均可以提出新的證據,對證據在整個訴訟前後的提出沒有任何限制,使認證的過程和結果随時處于不穩定狀态。訴訟中雙方不停地提出新證據,無限制地中斷訴訟進程或拖延訴訟時間,訴訟後又反複地申訴、上訪,根本無法體現出程序安定性所包含的程序規範和程序運作的安定。 證據展示範圍一直是證據展示制度争論的主要問題,大多數學者都主張訴訟雙方都不應在證據上有所保留。筆者認為,在證據展示範圍上應遵循以下原則: 1.全部展示。即訴訟雙方均需向對方展示已掌握的證據。現階段的訴訟前根本不進行證據展示,證據在庭審中成了突襲對方,取得訴訟優勢的法寶。在刑事訴訟中,應該強調控訴方向辯方展示證據。而《刑事訴訟法》第36條和37條規定為由辯方自行收集,其中“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并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的規定,違反常理,更無法操作。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不僅要行使公訴的職能,查證、指控犯罪,還要進行法律監督,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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